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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后疫情时代的县域社会、经济与民生论坛共设“县域零工经济和民生”、“县域普惠金融和民生”、“县域数字*务与数字治理”、“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县域环境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县域社区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六个分论坛，并邀请了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县域领导、业界精英展开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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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零工经济与民生”分论坛
“县域零工经济与民生”分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晓斌副教授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与一位评议人。
首先，浙江省新昌县杨哲文副县长对新昌县企业用工难的问题现状、原因和解决思路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介绍。指出新昌县为代表的相对发达的县域，面临着较为急切、紧迫的用工需求，但县域本身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资源结构性矛盾有待解决；加之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减少，尤其是疫情影响下，劳动力地域间流动的困难加大；与此同时，新昌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企业用工需求也在逐年上升。总体上，缺工已成为束缚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为解决招工难的问题，杨哲文副县长提出，*府提供更优惠*策、拓展多种招聘渠道、优化用工环境、做好用工统筹监测、加强员工培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策，是解决用工难问题的可行思路。何晓斌副教授点评时指出，从零工经济的角度，互联网平台建设是否可以为解决用工难问题提供助力，值得更多思考讨论。
58同镇商业研究部张雅楠经理基于年县域市场零工经济的全国调查，介绍了县域零工经济的现状与隐忧。调查发现，区别于发达国家或国内一二线城市的“零工经济”定义，县域市场更多以“打零工”形式存在，更偏劳务共享，而不是知识技能的共享；女性在县域就业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女性比男性更偏好线上形式；县域市场零工的劳动保障情况尚不完善，仍有极大优化空间；“互联网+”零工模式不仅渗透至县域用工市场中，并且仍具备很高的发展潜力。随后张雅楠经理详细介绍了县域互联网零工岗位的典型职业——58同镇站长，站长群体已成为县域市场研究工作的重要帮手。何晓斌副教授点评时指出，零工经济模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互联网企业如58同镇也在县域乡镇信息服务等方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戎珂副教授分享了他的团队所进行的互联网平台零工经济的研究成果，报告首先为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概念作出了清晰定义，界定了研究范畴，并对世界主要经济体零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零工经济对于我国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有重要贡献，以外卖、家*等行业为代表的零工经济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也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报告指出零工经济呈现出以“胡焕庸线”为界、以各大都市圈为中心的聚集格局；另一方面，抖音*务号的传播功能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的危机治理发挥了协同作用，各大零工经济平台也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助力，戎教授团队还通过回归分析深入研究了零工经济从业者收入的影响因素。最后，报告从劳动者、企业、平台与*府四个角度出发总结了当前零工经济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思路，呼吁保障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权益。何晓斌副教授点评时指出，在零工经济平台上，掌握技术的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腾讯研究院陆诗雨高级研究员进行了题为“我们为了什么而工作”的分享，分享了县域90后青年自由就业的有趣个案。县域年轻人在自由就业时，会从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思考出发，反思工作的意义；同时会更注重平衡职业与兴趣、平衡个人的工作选择与照顾父母。随后陆诗雨高级研究员介绍了两个案例，分别是家庭厨房餐饮创业者茶茶，与植物装饰店创业者小树。“我们为了什么而工作”其实区分了县域市场的两代劳动者，上一代人并未太多思考这个问题；而年轻一代开始思考并重视这个问题。针对之前杨县长提到的县域用工难的问题，引导年轻人返回县域工作，正可以满足他们新生的职业需求，如家庭、亲情、个人价值的实现等，争取到这些人，可能就能争取到县域的发展。何晓斌副教授点评时指出，加强对考出去的当地年轻人的紧密联系，也是促进县域发展的着力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褚荣伟副教授则分享了题为“流动人口的韧性与福祉：系统约束下的应激”的报告，通过对上海和昆山两个地区流动人口的访谈，探讨了这一群体的情感需求、目标和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自我的心理调整。报告指出农民工对系统约束和对脆弱性的接受会影响其信心，导致其承担风险的态度呈现出回避导向。报告提出了对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方面建设的需要。点评人何晓斌副教授表示褚老师的探讨非常深入，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切入是非常独到的尝试，而且具有社会人文关怀。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编审李凌静对于五位嘉宾的发言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和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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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普惠金融和民生”分论坛
“县域普惠金融和民生”分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郑路主持，共有五位发言人。
四川华颐文化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王芝成董事长因为身体原因由李友龙董事代为发言。李友龙董事对民营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介绍。他指出，民营企业在进入乡村的时候，面临着多方主体带来的问题，如村民缺乏合约意识、村干部的保守倾向以及高端人才的融入困境等。除此之外，民营企业还面临着融资难、资源匹配度不够的问题。*府可以通过打造工业园区、创建平台的方式来解决乡村振兴种个人与企业的参与问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典分享了主题为“城镇化、地方债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积累的巨额地方债和较大的金融风险是因为“项目—融资—发展”的模式令金融信贷资源大多流入房地产领域和*府平台公司（70%以上），一方面使得地方过度金融化、陷入债务危机，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县域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中小企业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未来我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因此，为化解地方债务、推动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必需要推动地方融资平台改革。合理划定*府与社会、市场的边界、改变地方招商引资的方式，给本地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户发展提供更多的普惠金融支持。
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委书记、理事长艾毓斌分享了四川省农业信用联社（以下简称四川农信）在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方面的优秀成果与经验。四川农信通过在行*村上建设乡村金融综合服务站，提高中老年客户、少数民族客户金融可获得性，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获贷及时性便利性，提高了农村融资可获得性；通过搭建农村电商平台等措施帮助推动农村中小微企业搭上数字经济快车、提升农产品营销智能化，推动了农业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乡村建设。这些举措都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金融科技有利于目前乡村振兴存在的交易成本过高、信息不对称两个问题的解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曹胜熙分享了“地方金融组织（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监管”的最新研究发现，报告主要围绕地方金融组织的定义、功能与发展以及地方金融监管局与地方金融监管条例的演变，与对未来的展望。随着中央*府下放部门金融事权，地方金融组织的功能也逐步增加，金融办逐渐承担起监管职能。在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管理模式方面，在地方处于金融发展不足或受监管的机构外部性非常小的状态时，属地管理的模式要优于垂直管理；在地方的金融业态较为成熟，金融发展主要依赖规范型持牌金融机构时，垂直管理的模式要优于属地管理。目前我国的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并不统一，一些地方立法尚未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但未来金融组织会更规范地发展，地方金融监管局执法会更有依据，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前景也会更为广阔。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县长漆宾进行了题为“普惠金融、农担贷支持乡村振兴地实践探索”的分享，分享了夹江县在县域普惠金融方面的优秀创新成果。夹江县拥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全国绿茶出口强县，在现代产业农业园区的发展以及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方面有着优异的成绩。夹江县主要进行了两项较为重要的创新实践。第一项是开展了集*府、担保公司、银行、农业经营主体四位一体的“*担银农”模式探索，建立了风险分担机制。挖掘多方合作深度、简化程序、提高审批效率，以及简便代偿程序。这一模式为发展壮大农业产业经济注入了源头活水；第二项重要实践是搭建了“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改变了传统信贷模式。夹江县进行线上线下结合的流程再造，分段推进，不断完善*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机制，有效实现供贷精准对接，也为乡村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未来夹江县将基于已有成果，着力破解乡村振兴资金瓶颈，全面解决业主“脚下有地、手里没钱”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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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数字*务与数字治理”分论坛
“县域数字*务与数字治理”分论坛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孟天广副教授主持，共有四位发言人。
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委贺霞书记进行了以“以数驭心，以心敦风——县域数字*务与数字治理领域的思考与实践”为主题的分享。钱塘镇在前期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开始了更新更高一层探索，一方面完善社会心理体系服务建设体系，从后端防范走向前端预防，加大心治、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开始钱塘镇数字*务与数字治理领域的思考与实践，希望智治助力社会治理更上新台阶。贺霞书记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钱塘镇的具体工作和思考。第一，聚焦规划设计，建立全方位、全周期的工作体系。摸清家底立台账，出台规划定方向，拓展升级推发展。第二，聚焦工作创新，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能化管理体系。搭建数字化、智能化三个平台，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组织培训，将“建、管、用”真正落到实处。未来钱塘镇将进一步整合各类资源、完善机制体制、强化工作保障，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同*建、脱贫攻坚、新时代文明实践、社会治理创新、教育卫生事业等全面衔接，为全市、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基层社会治理贡献“钱塘经验”“合川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亮教授分享了县长直播带货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县乡领导走到台前通过开通账号，直播间等方式推荐当地产品、服务，这一宣传、推广的效果明显。其中，副县长直播带货的比例最高，推荐的产品与服务中农产品占比最高。与传统直播带货的方式不同，县乡领导直播带货通过背书增强了信誉，为平台企业赋能，从而使得农产品的销售取得很好的业绩。马亮教授以我国所有的县和县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县长直播带货的主要驱动因素，发现人口大县、贫困县以及县比县级市更有可能出现县长直播带货的现象。对于县长直播带货这种新现象，也存在诸多质疑之声。马良教授认为县长直播带货是直播领域的自然发展，而对于这种新鲜现象，我们要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其认识和适应。就县长直播带货的未来而言，考虑到国家级贫困县的“摘帽”压力，县长会有强烈的动力参与直播带货。因此，将县长直播带货推广到更多地区，对于脱贫攻坚意义重大，应当支持县长直播带货的发展与完善。
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数据局顾雪峰局长分享了对于智慧城市和数字*府、电子*务的总体设想。张家港市大数据局自年与华为展开合作，通过调研和规划完成了五横四纵的智慧城市的框架的规划和设计。*府的数字化转型包含四个方面，对内主要是提升*府的效率，改进内部流程。对外主要是改善公众的参与，创新公共价值。顾雪峰局长分享了对于*府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设计，目前已打造了面向**人员高效沟通的“张家港**通”和面向市民便捷办事的“今日张家港”。顾雪峰局长还介绍了大数据管理局的职能，以及**协同、统筹推进张家港*府数字化转型的建设思路及组织设想：全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等各项综合应用建设，设置数字*府建设领导小组，专班办公室等，通过数字平台带入华为生态圈，打造张家港创新联盟。张家港市围绕善*、兴业、惠民等城市运行需求，聚焦落地，围绕*府办公、群众办事等层面，面向领导决策层的“城市大脑”，深化“一网通办”，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赋能*务、医疗、交通等领域，一个以城市运行中心为脑、以物联感知为眼、以城市级应用为手、以云网为脉，连接各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城市智能体已初具雏形。
百度公司社研中心杜*研究员从企业的视角介绍了技术如何支持*务服务和管理。近年来，百度主要将AI的技术应用到无人驾驶、车联网、智慧金融、能源电网的领域，在*务方面也积极地投入。百度的优势在于从底层的AI芯片，到中间层的深度学习平台，到中台再到上层的解决方案均有涉及，是比较有全站能力的一家公司。同时，百度公司也在AI如何帮助各级*府部门提高效率上作出了一些尝试。在城市管理的方面，百度与海淀区*府共建的“海淀大脑”，为其提供了一整套行业解决方案、技术算法、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等咨询服务。“海淀大脑”搭建了时空一张图，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时空数据进行融合，把*务数据和百度地图也进行打通融合，建成了全区统一的二维三维一体化的地理信息平台，为城市交通、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街镇应用五大领域提供地理空间服务。具体的应用体现在对渣土车的管理，智能派单系统以及在生态环境领域对企业的污染的监测。杜*研究员相信AI的终极理想是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与可能，去最终实现智能经济，创造更加美好的智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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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分论坛
“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分论坛由同济大学*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葛天任副教授主持，共有5位发言人。
快手科技副总裁、快手研究院院长何华峰做了题为“视频互联网与县域城镇化”的报告。何华峰认为，视频打破了信息在时空中传播遇到的界限。比如以前*塔城的女性在衣服选购上，要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女性晚3-4个月，但是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在跟进穿衣品味、时尚潮流上，远在内陆的塔城女性却可以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女性实现实时的同步。视频打破了时空界限，从而使全国能形成一个实时同步的统一大市场，以至人们即使在不同的城市，也好像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一样。视频（直播）成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使得全国大市场的毛细血管之间也可以互通，由此形成了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内循环，比如时尚装饰的出现和普及，不再有时间差，而是可以实时同步，最终，全国大市场的消费迭代速度得到加快。何华峰指出，我们可以从时空的角度出发理解城市，因为每座城市都有明确的空间跨度及相应的时间跨度（比如从某城的一端到另一端费时2小时）。然而，得益于手机、4G网络、物流和在线支付的出现和普及，得益于视频这种信息传播媒介，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时空界限被打破了；这样，一个复杂但统一、更新速度极快的中国市场就形成了。这意味着，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新事物，都可以实时同步到全国。并且，这种新的事物，不是工业时代的生产的“标准品”，而是个性化的产品。总之，视频（直播）的出现，使信息传输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视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原来边缘的位置（比如县城）也可以成为中心，空间的维度甚至取消了；取而代之出现的，乃是一个快速更新的统一大市场。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浦正宁副教授做了题为“县域视角下的科技创新与科技管理”的报告。首先，浦正宁指出，他要谈到的县域，不仅指大城市视角下的小县城，即比较落后的小地区；而且还包括许多强势的县级经济体，比如百强县。其次，浦正宁提出，在垂直的行*管理体系中，县一级也有负责科技管理、科技创新等的部门，类似于产业部门，可以配合其他部门进行招商引资。对此，浦正宁探讨了4个方面的内容：县域的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工作如何进行；县域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有何先天优势；县域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工作中有哪些地方可能走偏了方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县域应该如何做好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经济发展具有优势的强势县，在各产业发展中都占据较大比重，这决定县域在技术创新的活动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在我国发达地区，因为地级市和县域紧密结合，所以县域事实上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然而，在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浦正宁根据几年来的调研发现，县域也开始逐渐承担越来越重的产业发展任务。对此，浦正宁着重探讨了县域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首先，根据长期的观察，中国许多富裕县域的产业选择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甚至会出现相似乃至共同的口号，比如某项技术自主可控。其次，县域工作目标和现实有脱节之处，就是说，县域对技术创新的目的缺乏分解，而县域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也难以完成未经拆解的目标。再次，许多县域甚至会在编制规划中提出至少6-8个完整的产业链规划，这就要求相应数量的技术创新工作。总之，即使是在发达地区的强势县中，科技创新与科技管理的工作正在蓬勃开展之中，但是仍有一定跑偏的地方。对此，浦正宁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要明确技术创新和基础科研的区分，而县域层面的科技创新和科技管理工作，应将以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作为主要任务，所以在县域层面，应该以产业为主导推动技术改良。其次，要集中优势资源去推动技术创新。再次，要坚持企业在先、产业研用协同发展的主导地位。最后，*府要找准技术创新中的问题，为技术创新主体提供配套措施以解决问题。
上海市委*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叶岚副教授做了题为“县域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应对”的报告。叶岚指出，县域数字化面临的传统困境包括缺资金、缺人才、缺龙头企业，现在这些问题都慢慢有破题的态势。接着，叶岚总结了县域在破题时采取的一些措施。一是完善顶层设计，明确发展目标；二是强化组织保障，实现高效协调；三是聚焦核心领域，识别应用场景；四是强化多元协同，搭建创新平台；五是夯实数字化升级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在这些措施下，县域数字化转型克服了较多传统难题，实现了较大发展；进而，县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数字化与产业化的融合，即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两化”融合；最终，县域出现了“整体智治”的趋势。在这个阶段，县域数字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更进一步，叶岚表示，首先这些问题是数字技术需求方与供给方共同面临的困境，因为供需双方在匹配时会形成不断学习、不断依赖的关系，所以面临的问题就成为共同的问题。其次，是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价值之间存在张力，比如疫情期间采集个人信息与保障公共安全之间的张力。再次，*府主导下的数字化转型与“整体智治”一方面要求以实践与应用为导向，要求较高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地方*府成立了许多领导小组；那么，等到专业性问题发生时，这种协调机构到底是作为一个协调部门存在还是作为一个集合了专业优势的独立部门存在呢？复次，*府与技术公司的合作模式较为多样，需要探索出合理成熟的模式。又次，是*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最后，是数字化转型期间的新型贫困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叶岚提出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转变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为导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理清清晰与模糊、个人与社会、常态与危机、效率与公平四组关系。二是立足县域、谋划长远、一县一策、包容发展。为此，需要寻找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解决方案，接受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推动下产生的无限可能性；同时通过制度文明、文化繁荣等社会性基础应对工具理性，在技术强县的过程中，发挥制度强县和文化强县的共同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叶敏副教授做了题为“体系化融合：大都市郊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新型实现形式”的报告。叶敏关切的问题是，上海大都市的郊区，村级集体经济如何获得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叶敏指出，现在国家有很多城市周边的乡村集体经济面临困境，上海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在一盘大棋中谋求城乡之间的体系化融合。对此，叶敏提出了一个理论视角，即“城乡关系紧密度”，城乡紧密度高时，城市可以控制乡村，通过*策杠杆对乡村产生影响，乡村自主权也会因此缩小，发展权面临丢失的困境。叶敏表示，中国大都市正在经历转型，转型期间上海的试验是倾向于城乡大融合、大统筹。这些年来，乡村的发展都面临减法。以往，上海周边的乡村因为毗邻上海这个大市场，所以乡村工业化办得有声有色，上海大都市对周边乡村有带动效应。但是，后来上海等大都市的发展，面临土地紧张、环境压力增加等问题，周边乡村开始面临减法*策，乡村占用的建设用地减少、各种小散污乱企业被拆除等等，乡村发展面临困境。叶敏指出，如果国家要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实现集体经济的再造，除了要做减法，还需要再做加法。这种加法，在信息化发展的大格局下，也难以通过乡村内部的工业化实现，而需要放在呈现体系化融合的格局下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自主权会被约束、乡村产业结构会发生调整，但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可能出现制度创新。在这里，叶敏指出了五种具体的创新模式，如飞地经济模式、配套经济模式、乡村旅游模式、服务经济模式、土地股份模式。最后，叶敏指出，大都市郊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比较明确的是，探讨大都市郊区的发展，需要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两种视角的融合。城市、乡村二者之间的发展也需要互相协调、互成体系。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冯猛副教授做了题为“县域产业发展的*治与社会功能”的报告。冯猛试图从*府行为、经济社会学等的视角分析县域产业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并提出了四个机制从*治、社会两个方面解释县域的产业发展。首先，县域会把产业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因为产业发展能帮助县级*府应对上级*府的多项考核，完成多项任务，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乡村振兴等。其次，县域产业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累和拓展，尤其有益于民生福祉的增加。再次，产业发展不仅改变了县域的经济业态，而且还在改变人们的就业形态和生活方式；而反过来，社会的这些变化又会支撑产业的发展。最后，地方主*长官施*的产业策略往往不同，如果策略具有持续性，则能降低沉没成本，围绕产业策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如果策略变来变去，则可能带来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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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环境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分论坛
“县域环境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分论坛由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卢春天教授主持，共有三位发言人与两位评议人。
中共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委书记廖深洪以“治理一座山、建美一座城”为主题，介绍了长汀县治理水土流失、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近年来，长汀县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以群众为主体，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多措并举、久久为功，治理水土流失问题，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与民生建设和谐发展，实现了水土流失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治理与致富双赢，成为全国水土流失治理的典范。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委办副主任孙梅林以“柳江模式：群众内生动力的人居环境整治”为题，介绍了柳江区的生态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近年来，柳江区委区*府坚持以“情理交融，激励引导，动员群众力量”“多措并举，整合资源，建设乡村家园”“以文化人，塑形铸*，传承美丽乡愁”三大举措，形成了“提其心志”、“攀比”激励、标杆示范、乡贤助力、民主协商自治等亮点工作经验，成功激发群众参与美好家园建设的内生动力，打造出生态环境治理、美丽乡村建设的柳江模式。
淮河卫士、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霍岱珊以“模式创新：促进县域经济绿色发展”为题，分享了淮河卫士这一民间组织治理淮河生态环境的案例。面对触目惊心的淮河污染现状，淮河卫士不断奔走呼号，反复与*府部门磋商、与域内污染企业博弈，不断从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形成了以“合作共建、绿色诚信”“信息公开、公众监督”“节能减排、达标排放”“深度治理、循环经济”“科学发展、社会责任”为主要内容的莲花模式，并在淮河流域乃至全国进行复制推广。同时，发言人介绍了解决淮河流域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助力乡村建设发展的具体案例。
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刘金龙针对以上发言指出，“先污染、后治理”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过去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西方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和民间力量治理环境污染的情况不同，在我国应深入思考如何发挥*府的作用，构建一系列规章制度，形成内在的理念动力，来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另一位评议人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陈阿江提出，三个发言总体来看是在解决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权衡“绿”和“富”这一难题，“绿”和“富”是县域治理的重要目标，长汀的案例突出了*府的主导作用，柳江的案例突出了群众智慧、居民自治，淮河的案例突出了与企业合作共赢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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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社区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分论坛
“县域社区治理、城乡协同发展”分论坛由中共北京市委*校谈小燕副教授主持，共有六位发言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室主任冯文猛的发言主题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县域治理”，他指出在中国老龄化存在严重的城乡倒置问题，会对县域治理产生经济、*治和社会文化等多方位的影响，为应对这一变化，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进行了一些探索，例如改变农村既有的养老服务体系，通过互助院的形式满足村民的需求。在未来，老年人将成为县域的主体，需要在新的人口结构中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刘伟研究员分享了他目前正在开展的一个以“流动劳动力的组织与乡村公共秩序”为主题的研究。他将“流动乡村”与乡村公共治理相结合，指出应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