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患者体验活动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13710750.html引言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美国内战爆发，遍及全世界范围的“棉花危机”随之出现，美棉来源突然断绝。一八六一年沙俄从欧洲边境输入的原棉（其中包括从埃及输入的），占整个棉花总输入数额百分之九十四点三，从亚洲输入的原棉只占百分之五点七，而其中来自中亚的原棉只占百分之四点五。一八六二年，从欧洲边境输入的原棉锐减为百分之五十二点三，从亚洲输入的原棉突然增到百分之四十七点七，而其中来自中亚的原棉，竟占百分之四十点二。
中亚原棉的价格由每普特四到五个卢布，跃升到每普特二十到二十三个卢布。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曾有十五个俄国商人写信给沙皇政府财政部，要求协助从中亚特别是布哈拉获得原棉，以补救由于美棉断绝所引起的危机。为了扩大国外的销售市场，同时也为了解决纺织业原棉供应基地的问题，沙俄资产阶级遂伙同贵族一官僚分子，以外交部亚洲司作为策划的大本营，对中亚细亚和中国新疆地区，肆意进行疯狂的占领和掠夺活动。
亚洲司的历届主持人，都是些侵略老手。一八四九年来北京商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的谈判者和建议沙皇吞并中国新疆地区的主谋卡瓦列夫斯基，就曾一度担任过亚洲司的负责人。一八六O年凭借威胁讹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伊格纳切也夫，随后也便青云直上，成为亚洲司的负责人。另外的几个负责人，也都是以进行凶恶的扩张活动著称的。一八六六年一月，萨瓦·莫洛佐夫父子公司、伊凡·库鲁道夫父子公司和巴拉诺夫兄弟公司，联合组成了“塔什干和中亚贸易协会”。这是陆军大臣米留金在奥伦堡总督库里查诺夫斯基的推动下，准备变塔什干为中亚商业中枢的开始。
一八六九年三月八日，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在一封私人密信中供认：“实质上，商业上的利润才是召唤我们到亚洲去的主要动机。”一八七一年，土尔克斯坦的一名沙俄高级官员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承担我们在东方的文明任务，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我们无法在欧洲进行竞争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而我们的商业，只能在我们的刺刀的庇护下求得发展。”沙俄资产阶级报刊在一八六二年说得更加露骨：把中亚细亚并入俄罗斯的版图，能够取得的利益是那样明显，凡是为这件事而付出的代价，不久便可以捞回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中亚和沙俄将军们合伙的，有莫斯科纺织业百万富翁库鲁道夫、开采铅矿的伯乌辛、开采金矿的科里斯尼柯夫，此外还有普鲁锡和卜柯夫斯基的巨大贸易商行。“从参谋本部高级人员格鲁克哈夫斯基罪恶昭彰的案件来看，军事职务和商队利润的相互结合，实在是太容易了。”外里海的军事指挥官罗马金，在谈到下列事件时感到很骄傲，这些事件便是：契列金诺贝尔石油特许开采地区的日趋发展，石油产品在中亚细亚的良好市场，和石油产品的第一批护航队即将出发到基发去。
他在一八七六年透露说：“里海的东岸已经吸引了资本家们和许多大公司的注意力。各方面都向他提出对鱼产、盐业、硫磺和石蜡的特许开采权。”他还指出：一个新兴的盐业公司的前途展望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是由一个位置很高的朝臣为首进行经营的。
在沙俄贵族一文武官僚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推动下，短短二十年内，中亚细亚绿洲上的汗国和部落，逐一沦入沙俄的魔掌。一八六五年浩罕最大城市塔什干被占领。一八六七年，沙俄把在中亚所占领的土地合并，改称为土尔克斯坦省，由考夫曼任总督。一八六八年，考夫曼攻占撒马尔罕，布哈拉艾米尔承认对沙俄的藩属关系。经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的御前会议的布置，在俄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基发在一八七五年也被迫签订条约，成为沙俄的附庸。一八七六年，浩罕被吞并。从此，中亚三个汗国均沦为沙俄的殖民地。一八八一年，沙俄军队占据格奥克一帖别，这对土库曼的吞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八八四年，经过外交上的欺骗和武力的威胁，麦尔夫绿洲上的土库曼被并入俄罗斯的版图。
沙俄是凭借残酷杀戮，对中亚汗国和土库曼族部落进行征服的。考夫曼在占领撒马尔罕城后，纵兵抢劫三日，杀戮了成千上万的无辜俘虏。攻占格奥克一帖别时，经过沙俄侵略军残酷的屠杀，除去六百多个波斯俘虏和五千多残余的妇女、儿童之外，城内的男性居民几乎被杀光。对邻国残酷的武力征服，是沙皇制度的必然结果。彼得一世对他儿子亚历修说过：“正是由于战争，才使我们由黑暗进入光明的。”以后的历代沙皇都继承了这个反动的传统。
沙俄在中亚细亚的恶性扩张，引起了欧洲资产阶级尤其是英国的妒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为了进行掩饰，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给驻外使节的指令中，对沙皇俄国的扩张作了恬不知耻的解释。他说，俄国同它的亚洲邻国发生接触时，“保持边界安全的方法”，“是把他们征服下来”，而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按照这个逻辑，俄罗斯帝国一旦扩张，就要永无止境地扩张下去。事实正是如此，沙俄在亚洲的扩张的贪婪野心，是无穷无尽的。
长期与沙俄在中亚进行争夺的英国印度总督寇松，对一八六四－一八八五年沙俄在中亚细亚的扩张如何一环紧扣一环，曾作过描绘。他说：沙俄的侵略是从不停歇的，“在锁链上铸就的每一环本身，已和下一环交缠在一起，正如从奥伦堡到草原迈开了第一步，紧接着必然是塔什干的征服”。事实证明，扩张、不断地扩张，是沙俄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中亚汗国的吞并，为沙俄提供了优良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根据沙皇政府财政部代表的观察，一八七二年，布哈拉这个中亚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已经是“没有夸张地从头到脚充满了俄国棉织品，而且看起来至少六倍于英国产品”。
一八五八年布哈拉对俄国输的原棉，仅值六十七万七千卢布，而在一八六七年便跃升到五百五十一万三千卢布，这是沙俄之所以占领撒马尔罕的原因之一。到十九世纪末，沙俄在纺织业方面已继英、美、德之后而名列世界第四。沙俄的这种成就，是在彻底摧毁中亚地区家庭手工业（特别是地毯和丝织业）和压榨当地居民血汗的基础上获得的。一八七一年，俄国工商业促进会的主要负责人沙夫罗夫，曾对这种情况作了概括的总结，他说：“欧洲在工业生产上远远超过我们”，“为了发展我国的工业生产，除了拥有亚洲可靠的有利市场外，别无他果途”。对沙夫罗夫说来，中亚细亚、波斯、中国就是最适宜于推销沙俄工业产品的市场。
在对中亚细亚汗国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沙俄加剧了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扩张。一八五八年，恩格斯对沙皇俄国在领土扩张中一再玩弄的卑鄙伎俩，作了非常有力的揭露。一八六一年十月，沙俄外交大臣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于一八六二年出发到东部边界进行窥探，为勘界作好准备，还通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派人参加工作。地理学会的反应极为积极，素以窥探东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出名的谷慈塔夫·拉德和地质学家费迪南·弗莱赫·范李希霍芬，先后参加了沙俄外交部组织的阴谋活动。这不仅促进地理学会走上明目张胆为沙皇政府扩张政策服务的道路，同时也促进了这个机构的膨胀。
在这以后十五年内，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在沙皇政府的资助下，获得了迅速发展，共拥有会员一千一百八十五人。这个学会先后派出许多窥探队伍，发表了许多为沙俄扩张活动效劳的报告。由于长期窥探的结果，二十世纪初，沙皇政府即完成了非法测绘的、包括中国蒙古、新疆、西藏和北部、西部各省“四十俄里一吋”的详尽地图。接着，一八六二年一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特别会议，有陆军部、外交部和财政部的代表参加，侵华老手伊格纳切也夫和卡瓦列夫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通过了外交部所拟订的、依靠外交讹诈割占中国新疆和中国西部其它地区大片领土的方案。会后，亚历山大二世还亲自召见巴布科夫上校（当时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军团任职），听取了他所搜集的有关中国边境的情报，并看了他所绘制的伊犁附近地区地图，随即任命这个沙俄侵略分子，和准备偷测中国西部地区地形的戈卢别夫，以及长期以来在中国进行阴谋活动的驻伊犁总领事杂哈劳，为对华谈判代表，并指示财政大臣拨款加以支持。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伊格纳切也夫已经迫使清朝政府承认了这样的事实，现在所要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手续而已。是要把原来还未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甚至在中俄《北京条约》中也未曾划归沙俄版图的中国领土，乘这一次“勘界”的机会，加以吞并。这里主要包括斋桑湖周围广大地区。
据巴布科夫自供：“虽然在北京条约订立以前，斋桑湖始终是位于中国版图内的，但是我国西伯利亚的哥萨克人，利用中国人的爱好和平，自由地在斋桑湖上和额尔齐斯河上捕鱼。”由于有了这种捕鱼的方便，从一八O三－一八四五年（嘉庆八年－道光二十五年）间，西伯利亚哥萨克军的军库增加了五十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卢布的收入。既然斋桑湖拥有这样丰富的鱼产，这个湖泊就被认为对沙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能够保持对这个湖泊的专有，是我们（指沙俄）所渴望的。”如果清朝政府拒绝了这项要求，“至少斋桑湖要留归两国共有，并让俄国人享有在湖上捕鱼和航行的权利。”是要借勘分疆界的机会，攫取一些战略据点，为进一步侵略做好准备。
为此，沙皇政府在训令中又特别强调靠近穆扎尔特山口西面最近的两个山口的问题，说：“这两个山口和纳伦河水系，是维尔尼城和小布哈拉繁荣城市喀什噶尔、和阗等之间最方便的交通道路，因此，必须把这全部地方认定是属于俄国所有，要使位置在两大并行山脉之间的山口和高原，保留在我国掌握之中。”这便是沙俄事先策划的勘分疆界的内容。
越出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和边界走向，妄图割占更多的中国的领土。因为根据清朝的制度，边界卡伦，向来分为常设、移设、添撤三种。历年不移、设有定地的称为常设卡伦；官兵轮流替代，或秋冬两季迁移的，称为移设卡伦；时添时撤的称为添撤卡伦。卡伦原是边防军驻所，其职责是稽核游牧人等的进出往来，并不是界址的标志。因此，常设卡伦，近的距城不过数十里，远的二三百里、六七百里，以至千里不等。
清朝政府的代表指出：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疆界的规定，是说从沙宾达巴哈末处界牌起，至浩罕边界为界。在这一段漫长的边界中，只有三个地名，并未详细规定逐段立界的位置，何况条约内所提到的“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仅是作为勘分边界标准之一，另外还有“山岭、大河之流”作为标准，并无统统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分界标准的字样。因此，要确定未定的边界，应根据条约，依照地图，共同商议勘定。
清朝代表又拿出伊犁库藏地图所载各处边界与之评论，按照这个地图，中国边界极为明确。特穆尔图淖尔、斋桑湖等处，均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界内，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也一向是科布多所属地区。八月十三日再次谈判时，杂哈劳也出场了。这个“通晓满、汉语言”的侵华老手参加谈判后，花样更层出不穷。
一开始是摆架子，推病拒绝出席会议，等到出席会议，则又佯装不知道过去谈判情形。当清朝政府代表指出，你是你们国家的大臣，为什么连以前会议情节都不知道时，这个家伙又变换一套手法，坚持要清朝大臣出示全权大臣的凭据，要看到凭据进行会议，“言讫遂辞而去”。等清朝政府代表去回访的时候，杂哈劳又只谈俄国的“风土山川”，“不谈公事”。随后又以“全权大臣”的身份和权限作为题目，往返纠缠了好几天，借故刁难，暗地里在策划阴谋诡计。
九月二日，杂哈劳等再来谈判。清朝政府代表根据从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领到的地图和伊犁旧图，逐一与之核对，指出俄方所绘地图中许多指东为西的地方。俄方理屈词穷，先则声称俄方所绘的地图，不足为凭，仍要坚持以中俄《北京条约》俄方中译本中所载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一句作为划界的依据。当清朝政府代表质问，如此说来，岂不是意味着要按照条约所载，从沙宾达巴哈末处界牌往西的走向来勘分。
杂哈劳发现，这样一来，煞费心思所策划的阴谋，又为清朝政府代表所识破。因为要是依照从沙宾达巴哈末处界牌往西的走向来勘分，不但斋桑湖要划归中国，而且同所谓“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杂哈劳尴尬已极，只好又提出“必须两国复派委员会同画图，再行定议”的办法。不料清朝政府立即答应可以这样办理。杂哈劳又意识到，双方一旦会同查勘绘图，结果必然是整个阴谋的破产，于是话才出口又立即加以推翻，叫嚷说：“若果如此办理，诚恐十年、二十年不能定议。”整个谈判过程中，沙俄代表出尔反尔，强词夺理，完全无法加以理喻。最后由于狡辩、威胁都没有达到目的，沙皇政府遂以中断谈判来要挟，命令俄方代表于一八六二年十月十二日（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离塔城回国。
外交大臣哥尔查柯夫在所签署的复文中曾指示说：“要尽可能地实际占领符合我们意愿的整个边界线，这样我们就能够安安稳稳地等待重开谈的方便时机”。“由于斋桑湖是关系西部中国划界整个事业的重心”，所以巴布科夫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三年）夏天亲自出马，组织了一个由哥萨克骑兵和炮兵掩护的“斋桑湖考察团”，侵入斋桑湖两岸地区。巴布科夫自供说，这样的武装行动，“无可争辩地对中国人产生强烈的影响，并且向他们清楚地表明，斋桑湖和该湖以东到中国常设卡伦线的全部地方，作为我国实际上已经占领的地方，今后应该完全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然后根据《北京条约》并入我国领土。”
他们窥探勘测的中国领土，广达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平方俄里，并在喀拉额尔齐斯河左岸盆地向西十俄里到阿克求别山岭，进行了比例尺每时二百俄丈的地形测量。除此以外，在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年（同治二年－三年）间，沙俄军队还强占了从斋桑湖到伊塞克湖整个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卡伦十余处。沙俄所派出的侵略军，每支人数“四五百至百数名不等”，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或执械逞凶，或偷立鄂博，或伐木盖房，或拘禁卡兵，或抢劫牛马。阴险狡诈的杂哈劳，更借通商之名，指使“无业之徒，狗偷鼠窃”，对我“山川险阻，道路纡折，靡不私窥大概”，另外还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不是“胁之以威，即诱之以利”，企图进行收买分化的勾当。
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沙俄戈卢别夫大尉率领步兵一个连、哥萨克炮兵一个排和哥萨克二十人，以进行天文观察为名，侵入中国伊犁地区博罗胡吉尔卡进行挑衅。这一伙侵略者不仅不听清朝联军的劝阻，反而“开放火炮火箭”进行攻击，清军迫不得已用抬炮加以还击。
结语
侵略者被击退后，再次纠集残众继续反扑，在清军痛击下，俄军伤亡将及百人，被迫撤退至科斯·英銮。沙俄在博罗胡吉尔挑衅事件发生后，清朝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令边防军队“整队严防”，侵略者“如敢再来扑犯，即激励官兵奋勇迎击，不可为其所乘。这样，沙俄的武装挑衅行动，从塔尔巴哈台山区一直到通往伊塞克的格根河盆地，处处受到打击，巴布科夫一伙在中国境内横冲直闯的器张气焰，才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参考资料：《巴布科夫回忆录.《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清穆宗实录》
